王大珩

           简介        王大珩(1915年2月26日—2011年7月21日),男,汉族,中共党员,江苏吴县人,生于日本东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原名誉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著名光学家,中国近代光学工程的重要学术奠基人、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杰出的战略科学家、教育家,被誉为“中国光学之父”。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赴英国留学,先后就读于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谢菲尔德大学。1948年回国。王大珩开拓和推动了中国光学研究及光学仪器制造、特别是国防光学工程事业,在他的领导下研制出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和首台航天相机,主持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大型光测设备。在雷射技术、遥感技术、计量科学、色度标准等方面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1986年3月会同其他3名科学家提出“863”计划建议并获中央批准,促使发展高科技成为实现我国科技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1992年与其他学部委员倡议并促成建立中国工程院。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2011年7月21日,王大珩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王大珩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为“‘863’计划的主要倡导者”。        【中文名】王大珩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日本东京        【出生日期】1915年2月26日        【逝世日期】2011年7月21日        【职业】教育科研工作者        【毕业院校】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谢菲尔德大学        【信仰】共产主义        【主要成就】被誉为“中国光学之父”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863”计划的主要倡导者                             倡议并促成建立中国工程院                             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代表作品】研制出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和首台航天相机,主持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大型光测设备        【原籍 】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        人物生平        1937年王大珩在清华        1929年就读于青岛礼贤中学。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1938年考取留英公费生,赴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1941年转入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在著名玻璃学家特纳(W.E.S. Turner)教授指导下进行有关光学玻璃的研究。        1941年3月,在国际著名物理学刊物《Proc. Phys. Soc.》上发表论文“Note on the Best Focus in the Presence of Spherical Aberration”(在有球差存在下的最佳焦点),论述了光学系统中各级球像差对最佳像点位置和质量的影响。创造性地提出用优化理论导致以低级球差平衡残余高级球差并适当离焦的论点。        1942年,受聘于伯明翰昌司玻璃公司,专攻光学玻璃研究。同年加入留英工程师学会。        1945年,研制出V-棱镜精密折射率测定装置,并在英国制成商品仪器。获得英国科学仪器协会“第一届青年仪器发展奖(Bowen奖)”。        1948年5月,乘伦敦至香港的客船回到中国。        1948年6月,从香港乘船至上海,后应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先生聘请,到该所从事光学研究工作。        1949年3月28日,从上海到香港,辗转朝鲜、沈阳等地抵达大连,参加创建大连理工大学,并主持创建应用物理系,任系主任。        1951年中国科学院邀聘王大珩去北京筹建仪器研制机构。        1952年中国科学院仪器馆(长春光机所)在长春成立,他被任命为馆长、所长。该所在他的领导下,30多年来为发展中国应用光学研究及光学仪器制造从摇篮而成为重要科研基地。        光学设计是仪器馆最早取得成绩的科研领域。王大珩亲自领导建立了光学设计组,并举办过若干次全国光学设计训练班。后来,在这里受启蒙基本训练的许多人,成为很有成就的光学科学家。光学玻璃是仪器馆成立初期的重要科研成果。在以龚祖同先生为首研制成功中国第一批光学玻璃的过程中,王大珩运用他在英国工作的经验,在玻璃配方、退火工艺及测试技术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        1958年,长春光机所以研制高精光学仪器的“八大件”而闻名全国科技界。它们是:一秒精度大地测量经纬仪,一微米精度万能工具显微镜,大型石英摄谱仪,中型电子显微镜,中子晶体谱仪,地形测量用多臂航摄投影仪,红外夜视仪以及系列有色光学玻璃。这是王大珩创办仪器馆以来所花费心血的结晶,也孕育了1961年中国第一台激光器在这里诞生以及后来做出更为重要的成绩。        从60年代开始,王大珩和他领导的长春光机所转向以国防光学技术及工程研究为主攻方向。先后在红外微光夜视、核爆与靶场光测设备、高空与空间侦察摄影、空间光学测试等诸多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参加了中国第一次核爆试验,指导改装了高速摄影机用于火球发光动态观测;他为建立国防光学工程的学科基础,最早在国内领导大气光学和目标光学特性的研究;他在太阳模拟器和空间侦察照相机的研制中提出了先进的技术方案。特别是靶场光测设备,他领导了多种型号的研制工作。        60年代初,为适应国防工程的要求,国家提出研制大型精密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的任务。就当时中国的技术水平而言,完成这一任务有很大困难,但是在王大珩的号召和指导下,经过5年的不懈努力,终于研制出超过原设计指标的中国第一台大型光测设备,开创了中国独立自主地从事光学工程研制和小批量生产的历史,在这项工程中,王大珩任总工程师。当时对于如何承担靶场跟踪经纬仪任务,曾出现过搞“半杆子”还是“一杆子”的争议。所谓“半杆子”就是说长春光机所作为科研机构,应只搞攻关研究——“上半杆子”,而整套设备的制造则应由产业部门和工厂来承担。所谓“一杆子”则是从研究攻关到出产品“一杆子到底”统由长春光机所完成。王大珩主张“一杆子”做法。实践证明王大珩的论点是切合实际的。从此,在中国科学院范围内,为研究发展高精技术设备确立了“一杆子”的传统。        1974年,在中国对美实施“乒乓外交”后,王大珩率中国激光科技代表团去美国考察。这是建国后中国第二个访问美国的学术代表团,对促进中美激光科技学术交流颇有影响。        1977年,中国参加国际米制公约组织,王大珩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计量大会和国际计量委员会工作。        1979年至1992年,他当选为国际计量委员会委员,连任三届达13年之久。1978年中国计量测试学会成立,他当选为副理事长,1983年当选为理事长,1989年被推举为名誉理事长。王大珩多次呼吁加强计量的基础研究,在他的倡导下,成立了由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的“计量测试高技术联合实验室”。        1980年5月,中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长春光机所研制的电影经纬仪和船体变形测量系统两项光学工程,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独立解决了当今世界远洋航天测量的平稳跟踪、定位、标定、校正的抗干扰等技术难题。王大珩在测量船的光学测量布局和船体摇摆及挠曲与实时修正方面均有重要创造。        1979年,由于在中国国防光学科研中所做的贡献,王大珩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王大珩是首席获奖者。        1983年,王大珩调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1983年至1987年兼任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技术中心主任、总工程师,参与领导中国科学院卫星工程,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有关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1985年王大珩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IAA)院士。同时还担任过中国科协副主席,北京市科协主席。他还是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第三届理事长。中国照明学会名誉理事长。在国内召开的历次激光会议、国际遥感会议、国际高速摄影和光子学等会议上,他都曾担任主席。1991年他又当选为国际光学工程学会会士。        王大珩在就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期间,为了发挥学部对国家重大科技及经济问题的咨询作用,倡导学部主动地就国家重大问题提出咨询性建议。得到各学部的赞同和决策者的赞赏。这项活动开展以来,已成为科学院各学部的主要任务之一。技术科学部提出过的咨询建议有发展中国的微电子技术;加速发展通讯技术、有关钢铁工业的发展路线、有关工科高等教育的改革问题、机电工业与高技术、高技术产业化的若干问题等等。后来又提出了发展中国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议。        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提出开展中美太空科学与应用合作建议,王大珩积极支持并参与由国家科委牵头的中美合作相关工作。1986年3月,王大珩等科学家鉴于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和西欧“尤里卡计划”等高技术计划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认为中国也应采取适当的对策。因此他和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三位科学家联名发起向国家最高领导提出关于发展中国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建议很快就得到邓小平同志批示。中央进一步考虑到今后高技术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结合中国国情,及当前的国际形势,确定了“有限目标,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指导思想。此后,经过一系列的高级会议和专家讨论,发展成为“863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在选定的生物、航天、信息、自动化、新材料、能源、激光等七个高技术领域内,跟踪世界先进水平,通过不断创造和实践,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863计划”的形成和实施已见实效。1991年4月邓小平同志又及时提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号召,以加快高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863计划”对中国科技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1993年10月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在北京成立,王大珩被一致推选为第一届理事长。        1988年春,以美国为首发起国际空间年(ISY)活动,旨在协调各国有关全球环境研究的空间计划,将保护和改善人类全球生存环境的“行星地球使命计划”作为国际空间年的首要任务。1989年第44届联合国大会正式宣布1992年为国际空间活动年。美方邀请中国参加并作为发起国,王大珩受命代表中国参加这项工作。中国为此成立了国际空间年中国筹委会(ISY—CPC),王大珩任主任委员。在任期问,王大珩不遗余力地联系国内有关利用空间技术的14个部、委联合工作,不辞辛劳先后七次出国参加会议,并促成一系列国际活动。        1992年4月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上王大珩和其他五位学部委员(院士)联名向中央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与中国科学院处于同等学术地位。这一建议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工程界因此甚受鼓舞,这对进一步调动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将有深远的影响。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王大珩被中国科学院推荐并当选为第一批工程院院士之一,任第一届主席团成员。        王大珩曾先后当选为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2011年7月21日13时02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主要成就        科研成就        科研综述        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为国防现代化研制各种大型光学观测设备有突出贡献为中国的光学事业及计量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50年代创办了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以后发展成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领导该所早期研制中国第一蜗光学玻璃、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激光器,并使它成为国际知名的从事应用光学和光学工程的研究开发基地。1986年和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联名,提出发展高技术的建议(“863”计划)。还与王淦昌联名倡议,促成了激光核聚变重大装备的建设。提倡并组织学部委员主动为国家重大科技问题进行专题咨询,颇有成效。1992年与其他五位学部委员倡议并促成中国工程院的成立。        王大珩先生对中国技术光学、激光、光学计量、光学玻璃和光学工程等研究较深,指导研制成功多种光学观察设备,为中国应用光学、光学工程、光学精密机械、空间光学、激光科学和计量科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王大珩先生的主要成就有建立了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与王之江院士一起主持了中国第一台激光器的研制;建议设立863项目;参与了航天测试的研制工作,研制了跟踪经纬仪;关注计量研究工作,担任国际计量委员会的委员;关注中国的遥感工作,中国发射的一系列遥感卫星,是在王大珩的指导下进行的;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建议中国自制大飞机;建议中国设立光学工程专业;建议成立中国光学学会和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建议科学院和工程院做国家的咨询工作;建议重视中国的人才培养;对中国的仪器仪表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等。        科研成果        对国防光学工程的贡献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王大珩和他领导的长春光机所转向以国防光学技术及工程研究为主,先后在红外和微光夜视、核爆与靶场光测设备、高空和空间侦察摄影等诸多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参加了中国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指导改装了普通高速摄影机用于火球发光动态观测;他为建立国防光学工程的学科基础,最早在国内领导开展大气光学和目标光学特性研究;他在太阳模拟器和空问侦察相机的研制中提出了先进的技术方案。        1960年,为适应国防工程的需要,国家提出了研制大型精密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的任务。在王大珩的技术指导下,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终于研制出了超过原来设计指标的中国第一台大型光测装备,开创了中国独立自主地从事靶场光学观测设备研制和小批量生产的历史。在这项工程中,王大珩任总设计师。他对作用距离进行了周密的技术分析,综合考虑了目标与天空背景的对比度、大气衰减与抖动、光学系统与摄影底片分辨率、跟踪过程的平稳性、人眼能分辨的物像大小及其阈值对比度等各种因素。这些分析,是仪器总体设计和确定光学系统的孔径、焦距、快门曝光时问等参数的主要理论依据。他在光学系统结构、光学玻璃、光学镀膜、光学加工、光学检验等各专业领域的广博知识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指导当时和后来各类光学工程的研制并取得成功,起了重要作用。        光学玻璃的光学均匀性是光学玻璃的重要质量指标之一。王大珩在长春光机所领导的多种国防光学工程项目中,大尺寸特殊优质光学玻璃是不可缺少的关键材料,这是工程项目能否达到高性能的技术基础,也是长春光机所光学玻璃的特色。这类玻璃尺寸大,光学均匀性要求高,玻璃中不仅残余应力小,还要求是对称分布,因此只有从玻璃退火的基研究入手,采用新工艺技术对大尺寸玻璃作超精退火处理,才能达到目的。王大珩为此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他认为由退火过程引起的光学不均匀性,内部热应力的作用是主要因素。这一思想,是他在英国工作期问从实验中体会到的。四十年后,由他指导的博士生进一步证实:玻璃退火引起的折射率增值与热应力成正比线性关系。这一结论对于提供大块光学玻璃以保证光学成像质量至关重要。        在王大珩领导长春光机所承担靶场跟踪经纬仪任务的过程中,曾出现过“半杆子”和“一杆子”的争论。所谓“半杆子”就是说研究所只要搞设计和技术攻关研究,整套设备的制造应由产业部门承担;“一杆子”则是从研究到出产品“一杆子到底”全部由研究所完成。王大珩在深思熟虑后认为:当时的产业部门尚不具备制造此类高精度光、机、电一体化装备的条件;加之承担这类任务,在技术准备方面需要同时研制加工工具和检测没备。这些工作的难度不亚于研制经纬仪本身。王大珩的这一思想,也对以后中国科学院内甚至国内许多工程技术型研究所的办所方针起到了借鉴作用。        1980年5月,中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试验中,在王大珩领导下,长春光机所等研制的激光、红外、电视、电影经纬仪及船体变形测量系统两项光学工程,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独立解决了当今世界远洋航天测量的稳定跟踪、定位、标校和抗干扰等技术难题。        对发展空间科学技术的贡献        1965年,王大珩参加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方案工作,任中国科学院地面设备组负责人、总体设计组副组长。他对卫星采用的跟踪体制及地面跟踪系统的具体技术路线,提出了有见地的看法,并得到采纳。        王大珩是中国航天相机技术研究的开拓者,20世纪60年代中,他在长春光机所组建空间对地摄影技术组,后来以这个组的技术骨干为基础,在北京扩建了中国首支航天相机研制队伍。在他的主持下,1975年成功研制出首台航天相机。在初期的型号研制中,他极力主张棱镜扫描式全景相机,实现大面积对地普查观测;采用同步对星体摄影作为定位手段,取得了良好效果。在以后多次相机总体方案论证会上,王大珩十分关注空间恶劣热真空环境下光学系统及光机结构的动力学特性,保障了相机在空问的稳定运行并获得高清晰度图像。        1967年在王大珩的组织领导下,长春光机所承担大型太阳模拟器的总体设计、加工、组装及检测。为了达到规定的光照均匀度,专门开展了特殊的照明光学设计。在采用多个点弧灯的拼接设计中,基于后期光源输出功率的新变化,王大珩毅然决定将原方案的37个灯改为19个灯,从而大大简化了工程结构,提高了运行的可靠性和可操作性,取得了满意的实验结果。        对发展激光科学技术的贡献        20世纪60年代初,激光科学在世界上初露锋芒。王大珩敏锐地预见到新学科的发展前景,他在承担重大国防任务的同时,积极支持青年科学家进行激光技术的研究。1961年9月,中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诞生于长春光机所。王大珩在激光器的结构设计中起了重要指导作用。1963年9月,中国科学院召开受激光发射工作会议,他提出建立专门研究机构的建议。1964年,中国第一个激光专业研究所(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成立,他兼第一任所长,组织并指导了激光科研的深入开展。1980年以后,他多次在上海、北京、厦门等地主持国际激光会议。        1986年,在国家高技术863计划中,他坚持列入强激光技术主题,其后,国内建立了强激光联合实验室。1989年初,基于国际上激光核聚变研究的新进展,他与几位核科学家及激光专家向国家提出开展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建议,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使中国成为拥有该类设备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王大珩在以后多次关于强激光的研讨会上,要求大家重视激光的光束质量问题。        对发展中国遥感、色度、计量及仪器仪表事业的贡献        1976年,由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工委联合组织,王大珩主持编写了全国第一个遥感科学规划,推动了中国遥感工作的迅速发展。1979年,在王大珩的倡议和领导下,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在长春组织了一次综合性的航空遥感试验,全国有60多个单位400余人参加。其后,在他的主持下,实施了“地球资源光谱信息及其应用”研究计划。有中国十多个单位参加的全国范围野外测试历时三年,完成了包括岩矿、水体、土壤、植被、农作物等多方面的地物光谱测量。王大珩还参与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建设,他对地面站的选址定点,机房建设,人才培养,运营服务等多方面提出指导建议,为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系统成为国家空间信息的基础设施和全国广大遥感用户重要的技术支撑体系做出重要贡献。        早在留英期间,王大珩曾学习色度学,回国后他一直关注中国色度学应用于国民经济中的诸问题。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着手发展彩色电视广播事业。为培养彩电专业人员,1973年广播事业局在长春及西安举办了彩色电视学习班。王大珩为此编写了《彩色电视中的色度学问题》一书,向全国几十个单位近百人,讲授了色度学原理,指导设计了彩色电视摄像机中的分色棱镜,解决了当时彩色电视中的彩色复现问题。他还一直关心建立中国色度标准。1988年,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国家成立“全国颜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他任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1994年,由他主持的“中国颜色体系问题研究”课题组制定的《中国颜色体系》、《中国颜色体系样册》正式通过国家标准审查,并作为国家标准公布实施。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国旗国家标准》、《国旗颜色标准样品》等国家标准快速制定、制作完成。        王大珩是中国计量科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20世纪50年代,国家计量局初建,他被聘为技术顾问。当时他在仪器馆,指导开设了光度、温度、长度、电学等计量基准研究课题,多次代表国家计量局出国考察。后来成立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长春光机所前期的计量研究工作,成了计量院某些工作的基础。        在1956年国家制订十二年科技远景规划时,王大珩是仪器仪表事业规划的主要执笔人,并任国家科技委员会仪器仪表专业组组长。1979年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成立后,王大珩曾担任过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他曾组织专家向国家提出“关于加快仪器仪表工业发展的几点建议”。他积极指导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组办多国仪器仪表学术会议暨展览会,多年来MICONEX在国内成功举办,已发展成为享誉国际仪器仪表界的知名盛会。2000年,王大珩再次与专家们联名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加快仪器仪表工业发展的建议。“两部一委”为落实这些建议组成专家调查团,深入调查国内仪器仪表行业现状。王大珩当时85岁高龄,不辞辛劳地完成上海、浙江、重庆等地的调查研究,并指导写出了“加快中国仪器仪表产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的研究报告。        人才培养        王大珩热心教育事业,特别关心国内光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建国初期,他和龚祖同先生共同建议在大学设光学仪器专业,为此,1952年最早在浙江大学成立了光学仪器系。        1958年,他又倡导创办了以光学为专业的高等院校——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2002年更名为长春理工大学),他亲任院长,亲自制定专业、系的设置,并讲授基础课。“文化大革命”后,该校划归军工部门,成为兵器部门主要高等院校之一。1978年王大珩受中国科学院委托筹办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1995年更名为哈尔滨理工大学),兼任校长,该校后划归机械工业部。他仍是以上两所院校的名誉院(校)长。        80年代,王大珩虽然年事已高,而且领导工作繁忙,仍不遗余力地指导博士研究生。在选定研究课题上,他十分重视理论水平和实际动手能力并重。内容要有继续开展工作的前景或应用前景。他对学生论文的审阅修改,详尽而严格,对曾是自己提出的新概念、新思想等等内容,从不计较个人署名。        2007年8月29日,王大珩与丁衡高、母国光、周炳琨三位院士致信温家宝总理,正式提出建设“中国光学科技馆”的建议。        荣誉表彰 1979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1985年,靶场光测设备以“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王大珩是首席获奖者。 1995年1月,获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王大珩“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1年,荣获国家“863计划”特殊贡献先进个人称号。 2018年11月,入选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对象。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王大珩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863’计划的主要倡导者”。 社会影响 王大珩光学奖 1996年,王大珩出资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设立基金,以其一部分于1996年开始用于“中国光学学会科技奖”的颁发。在2000年3月31日举行的中国光学学会常务理事会会议上,决定将该奖的名称改为“王大珩光学奖”。 为使“王大珩光学奖”得以连续发展,除王大珩教授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设立基金外,又从以下单位募集了52.8万元资金。他们是:长春光机所20万元、西安光机所10万元、江西光学仪器厂10万元、成都光机所5万元、麦克奥迪公司3.5万元、上海光机所2万元、北京大学1.3万元、浙江大学0.5万元、重庆大学0.5万元,另有3 个单位计1.5万元的捐款尚未到位。此项基金已与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签署了《“王大珩光学奖”管理协议》,自2001年5月起该单位接受本会委托管理“ 王大珩光学奖”基金,并承诺在管理期间使基金总额在当年的基础上每年增加10%,协议有效期为5年。 王大珩科学技术学院 2005年7月,王大珩科学技术学院在长春理工大学(原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揭牌成立,王大珩科学技术学院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实行导师负责制,采取两段式培养,执行单独的教学计划,重点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首批180名学员是从6个学院的6个特色专业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学生。凡通过选拔进入王大珩科学技术学院创新实验班的学生,享受王大珩科学技术学院创新实验班专项奖学金,每生每年1000元。 纪念铜像 2011年09月29日10时58分,中国著名科学家、教育家、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今长春理工大学)首任院长王大珩先生铜像在长春理工大学东校区第一教学楼前揭幕,王大珩的女儿王森女士,吉林省政协副主席任凤霞,长春市长崔杰出席仪式并为铜像揭幕。 2015年9月16日上午,哈尔滨理工大学为老校长王大珩院士铜像落成举行了揭幕仪式,并举办了纪念王大珩诞辰100周年大会,近600师生代表参加了纪念大会。 社会任职 王大珩先生历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院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技术中心主任;解放军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现长春理工大学)院长,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现哈尔滨理工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理事长,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理事长,中国高技术产业化研究会理事长,大连大学物理与光电学院院长等职。 主要论著 王大珩.彩色电视中的色度学问题.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出版,1973 Wang Daheng.Laser application activities in China,Digest of Technical Papers,1980ICL,155 王大珩.中国光学科学技术的若干进展.光学学报,1981,1(1):1~11 王大珩.中国独立自主地从事国防光学工程的历史.科学报,1985年9月29日 王大珩等.中国的光学近况,光学学报,1985,5(1):1~10 王大珩.七彩的分光1999,5 人物评价 谈起王大珩院士,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原所长王家骐院士说:“王老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国家的光学事业,从国家战略层面指挥布局,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是一位功勋卓著的‘战略科学家’。”“王老总是像慈父一样关怀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不抽烟,不喝酒,为人非常随和。王老培养、提携了很多年轻人,我也是其中之一。”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所长宣明在题为《深切缅怀“光学泰斗”王大珩先生》的文章中说:“大珩先生时刻胸怀祖国和人民,一生情系科技事业。他在一篇发展中国航空事业的建议文章中写道:‘我们这些老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追求就是为国家、为民族负更多的责任,尽更多的义务。今年我已95岁了,仍希望为祖国和人民服务鞠躬尽瘁。’他用真切而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作为一名科学家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对自己未竟事业的不舍和眷恋。” 在《王大珩从事科学事业七十三年暨九十五华诞》中对王大珩先生评价道:“他对国家光学等科技事业的贡献,他的学术思想和对科技英才培养的成就,他对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重大建议等等,都将载入史册。”“王大珩早期作为科学专家,后来作为科学组织者和战略科学家,在振兴祖国科学技术的宏伟事业中走过了数十年奋进的道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汪德昭

           简介        汪德昭(1905年12月20日—1998年12月28日),物理学家、大气电学家、中国水声事业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1923年汪德昭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预科;1928年毕业前一年被破格聘为物理系助教;1933年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学习一年法语;1934年到法国巴黎大学郎之万实验室攻读研究生学位;1938年至1956年先后担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专任研究员、研究指导主任;1940年获得法国巴黎大学国家科学博士学位;1956年从法国回到中国,担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兼室主任,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器材局局长;1958年出任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195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        汪德昭担任所长,之后担任名誉所长;1981年写成了中国水声学的第一本专著《水声学》;1998年12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汪德昭开创了中国水声学和国防水声学研究,创建、组织和直接领导了有关研究工作,创建和发展了中国第一支水声科技队伍,为中国物理学研究、国防科技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文名】汪德昭       【外文名】De-zhao Wang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江苏省灌云县       【出生日期】1905年12月20日       【逝世日期】1998年12月28日       【职业】教育科研工作者       【毕业院校】法国巴黎大学       【主要成就】195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代表作品】《水声学》       人物生平       1905年12月20日,汪德昭出生在江苏省灌云县板浦镇。       1912年,汪德昭的父亲汪寿序(号雁秋)曾任北洋政府农林部主事,携眷来到北京。       1913年,汪德昭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接受正规的小学教育。       1919年,汪德昭升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923年,汪德昭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预科。       1928年,汪德昭毕业前一年被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张贻惠破格聘为物理系助教,在此期间,他还兼任中国大学物理学讲师。       1933年10月,汪德昭前往欧洲,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学习一年法语。       1934年10月,汪德昭到法国巴黎大学郎之万实验室攻读研究生学位。P.郎之万(Langevin)交给汪德昭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低空大气层中大小离子平衡态的研究”。在郎之万的指导下,他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用人工方法创造了一个可以控制的环境,对大离子的半径、单位体积内的数目、迁移率等加以测定,并和郎之万一起推导出大离子的合成系数理论。        1938年,汪德昭先后担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专任研究员、研究指导主任(至1956年)。        1939年,郎之万推荐汪德昭到法国国家研究中心(C. R. S.)第四研究组参加战时科学研究,开始接触水声技术。        1940年,汪德昭根据这项研究成果写出论文,通过了巴黎大学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的答辩,评议为“最荣誉级”。        1956年12月,已侨居法国的汪德昭放弃了在巴黎的丰厚待遇,以及事业、地位,偕同夫人和孩子,回到阔别了23年的北京。回国之后,汪德昭先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兼室主任,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器材局局长。        1958年,经聂荣臻元帅推荐,汪德昭出任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开始筹建中国国防水声学的研究工作。        1957年,汪德昭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61年,汪德昭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4年,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汪德昭担任所长。        1981年,汪德昭同他的学生尚尔昌合作,写成了中国水声学的第一本专著《水声学》。        1984年,汪德昭改任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名誉所长。        1998年12月28日14时零9分,汪德昭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主要成就        科研成就        科研综述        1938—1956年,汪德昭一直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任副研究员、专任研究员等职,后任研究指导主任。在此期间,他除了大气电学的研究外,还从事过负光致效应、利用β射线控制造纸的厚度、液体对超声波的吸收、郎之万离子发生器、X射线对超声振动状态压电晶体的衍射、RaD转换电子的绝对强度、关于放射锕的弱能量γ射线等方面的研究,以及设计制造了超灵敏度静电计和微量天平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受到法国科学技术界的赞扬。在这期间,汪德昭还先后兼任过法国石英公司顾问、法国原子能委员会技术指导、英国同位素发展公司顾问等职。        空气中大小离子平衡态的研究        1934年10月20日汪德昭正式成为郎之万的研究生,于是郎之万把课题交给了他。低空大气中存在有体积不同的大离子和小离子。这些大、小离子有的带有正电荷,有的带有负电荷,还有不带电荷的中性粒子,即通常所说的微小的悬浮质点。当它遇到带正电荷的小离子时,小离子会把自己的电荷给它,使它成为带正电荷的大离子;同样,如果遇到带负电荷的小离子,就会变成带负电荷的大离子。而正负大离子在大气中的迁移率是十分微弱的。据郎之万测定,在电压为1伏特时,每秒会移动0.003厘米,因而正负大离子本身相遇而发生电性中和的机会是极少的,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制约着大离子增长或消灭的,是带着电荷的小离子。而小离子的产生也不是无限制的,因此,在一定空间内,经过一定的时间后,其中的大离子本身的增长与消灭相等,大离子的数目是一个常数,于是就成为平衡状态。        为了摸清大小离子达到平衡态的规律,需要人们研究的是:大离子的数量与悬浮质点的数量、体积大小的关系,与小离子浓度的关系,以及大离子本身合成的系数,此外还包括,大离子的迁移率虽然微弱,但它的移动谱线是什么样的,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测定,才能上升形成理论。而世界各地的测定值却相去甚远。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汪德昭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文献调查研究和分析,认为各地区所测数据之所以有差异,首先是因为测定是在自然条件下进行的,各地条件不一,没有控制悬浮质点的体积、密度、电离强度,等等;其次是没有一套较完整的理论来描述大离子的合成机理。于是,他建议在试验室里用人工的方法创造一个可以控制的环境,从实验和理论两个方面来系统地研究大、小离子的平衡态。        这个建议得到了郎之万的同意和鼓励,汪德昭便开动脑筋,创造性地设计实验。他用人工制成均匀的烟中的悬浮质点来获得大离子,而用X射线或放射性铍产生小离子。当大、小离子达到平衡态时,汪德昭进行测量,共测量了:(1)大离子的数量随悬浮质点数量而变化的情况;(2)大离子的数量随悬浮质点大小而变化的情况;(3)大离子的数量随小离子浓度而变化的情况;(4)大离子的合成系数随悬浮质点的大小而变化的情况;(5)大离子迁移率的谱。        在测量工作中,汪德昭创造性地应用了几种非常简单但又解决问题的方法。例如,为了测量悬浮质点的数目,他设计、创造了一种简便的光学与静电计相结合的仪器,既可以观察烟的浓淡,又可以测出总电荷而计算出离子的数量;为了测量悬浮质点的大小,他采用了称量与计算结合的方法,求出了大离子直径的近似值是2.59×10-5厘米;为了测量大离子的迁移率,他采用了交流电场法,观察大离子的正弦运动,得出其迁移率约为3.6×10-5厘米2·秒-1·伏特-1。        汪德昭应用这些方法在实验室实际测量的结果,各项参数和理论计算值很符合,而且是国际上发生争论的两大派所得数值(一派偏高,一派偏低)的平均值。与此同时,汪德昭还和郎之万共同推导出大离子合成系数理论,并应用于低空大气层中,解决了国际上争论多年的问题。        1940年,汪德昭以这项研究为主要内容写成论文,通过了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的答辩。1945年,法国科学院鉴于这项成果开创了精确研究大、小离子平衡态的方法,并建立了大、小离子平衡态的新理论,向汪德昭颁发了“虞格”奖金。这种奖金每年颁发一次,只发给一名有重要创造性研究成果的学者。1955年4月,在爱尔兰首府都柏林召开的“国际凝聚核学术讨论会”上,平衡态理论被定为“郎之万-汪德昭-布里加理论”。现在,这个理论已成为大气电学中的经典理论。        “负光致效应”的证实        在一般情况下,光的辐射压力作用在空气中悬浮质点上时,质点会沿着力的方向产生运动。这种现象被称作“光致效应”。所谓“负光致效应”,则是指悬浮质点沿着力的相反方向运动。这种现象曾经引起A.爱因斯坦(Einstein)的重视。爱因斯坦在1939年7月10日写信给郎之万时曾提到,“这些效应至今还不能解释”。        “负光致效应”到底存在不存在?1946年过后不久,汪德昭决定用实验来回答这个问题。他精心设计了一个可以排除一切可能的外界干扰(包括电磁干扰)的高真空(达到10-6毫米汞柱)的实验装置,在其中进行的实验结果证明,负光致效应确实存在。至于其原因如何,尚待做出回答。当时,巴黎大学的光学专家、法国科学院院士J.卡巴纳(Cabannes)看了汪德昭的实验以后称赞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性的实验。”        用β射线控制纸张和照相干板药膜厚度        汪德昭是早期探索把人工放射元素应用在工业上的科学家之一。1947年,他设计、试验应用β放射源于控制纸张的厚薄上。由于印制纸币对纸张的均匀度要求极高,于是,他把自己的设计最早用在造币纸的生产上。在纸的一面放置两台能量相同的β放射源,而在纸的另一面放置两台放射线接收计。当两台接收计的指针指示同一数字而且恒定不变时,表明纸的厚度是均一的。如果两台接收计指示的数字不一,则表明纸张两边的厚度不一;如果指示的数字有变化,则表明前后生产的纸张厚度不匀。应用这样一种简单的测量方法,保证了造币纸对厚度均一的要求。这种测量方法现在已推广到普通印刷机上。        1952年,汪德昭在法国的图鲁士城把这种测量方法用于控制照相干板药膜的厚度上。人们一般认为,干板的药膜经过放射线照射后会感光和变黑。汪德昭想,当放射线弱到一定程度而且扫描时间很短时,情况应当有所不同——不会感光却能测出药膜厚度来。于是他做了多次实验,证明在弱放射性下干板药膜不会感光,照出的照片仍然有效。这项试验打破了人们的旧观念。        测出二硫化碳液体吸收超声波准确数据        郎之万是世界上第一个用压电晶体和当时刚刚发明不久的无线电高频线路相结合而产生稳定的大功率超声波的人。超声波在工业生产中可用于清洗、粉碎、探伤等,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所以各国科学家都很关心超声波在液体中能量被吸收的规律。当时,人们不仅按照斯托克斯-基尔霍夫(Stokes-kirchhoff)的超声吸收机理,算出了吸收系数的理论值,而且实际测定了多种化学物质的溶液(水、酸、碱、盐)吸收系数,结果二硫化碳的吸收系数的理论值与实验值相差较大,不同作者的实验值也很不相同。1946年,汪德昭利用在郎之万实验室的有利条件,对二硫化碳的吸收系数进行了测定。他采取各种措施排除干扰,采用非常纯的二硫化碳,把超声波的频率调整得非常准确,测出了二硫化碳液体吸收超声波的数值在频率N=1.63×106赫兹时,αa/N2=4.500×10-17。这个数值被超声工作者认同和采用。        学术论著        1 Ouang Te-Tchao(汪德昭).Sur la numération des particules en suspension dans l’air.Comptes Rendus de l’Academie des Sciences,1936,203:855—857.        2 Ouang Te-Tchao.Sur la grosseur des particules de fumée mises en sus-pension dans l’air.C.R.del’Academie des Sciences,1937,204:852—854.        3 Ouang TeTchaoet André Langevin.Sur l’état d’équilibre entre grosions et petits ions dans un gaz.C.R.de l’Academie des sciences,193 7,205:1049—1951.        4 Ouang Te-Tchao.Sur le spectre de mobilités des gros ions.C.R.del’Academie des Sciences,1938,206:239.        5 Ouang TeTchao et Anne Marie Moulin.Sur l’état d’equilibre entre grosions et ionsproduits par les rayons X dans un gaz.C.R.del’Academiedes Sciences,1938,205:1464—1466.        6 Ouang TeTchao et Le Boiteux.Sur la loi de répartition des mobilitésdes gros ions.Le Journal de Physique et le Radium,1938,9:501—504.        7 Ouang Te-Tchao.Surla formation des gros ions dans les gaz en fonctionde la grosseur des particules en suspension.C.R.del’Academie des Sci-ences,1939,208:271273.        8 Ouang Te-Tchao et Le Boiteux.Sur le coefficient d’absorption des particules en suspension dans l’air par les petisions.C.R.de l’Academie des Sciences,1939,209:1288—1230.        9 Ouang TeTchao et Odette Thellier.Sur l’équilibre ionique dansl’atmosphére.C.R.de l’Academie des Sciences,1940,211:799801.        10 Ouang Te-Tchao.Sur l’électrisation des particules en suspension dansles gaz au moyen des ions produits par les rayons X ou par des corps ra-dioactifs.Annales de Physique,1941,16:102—206.        11 Ouang TeTchao et J.Surugue.L’influence des ultrasons sur la diffrac-tion des quartz par les rayons X.Cahier de Physics,1943,8:55.        12 Ouang TeTchao,Jean Surugue et Tsien San-Tsiang(钱三强).Intensiteabsolue des electrons de conversion de RaD.C.R.de l’Academie desSciences.1943,217:535—537.        13 Ouang Te-Tchao et Jean Surugue.Sur le rayonnement γ de faible energie du radioactinium.C.R.de l’Academie des Sciences.1944,218:591593.        14 Ouang TeTchao,J.Surugue et Perey.Sur l’intensite absolue des raiesde conversion interne du radioactinium.C.R.de l’Academie des Sci-ences,1944,218:591.        15 Ouang TeTchao et J.Surugue.Sur la diffraction des quartz en vibrationultrasonores par les rayons X.C.R.de l’Academie des Sciences,1946,222:1156—1157.        16 Ouang TeTchao.Sur la dispersion des ultrasons dans ie sulure de car-bone.C.R.de l’Academie des Sciences.1946,222:1165—1166.        17 Ouang Te-Tchao.Sur l’absorption des ondes u1trasonores par lesu1furede carbone.C.R.del’Academie des Sciences.1946,222:1215—1216.        18 Ouang Te-Tchao.Sur la photophoresenégative.C.R.de l’Academiedes Sciences.1950,230:1518—1520.        19 E.Montel et Ouang TeTchao.Sur l’Analyseur de Paul Langevin pourl’etude des mobilites des ions gazeux.C.R.de l’Academie des Sciences,1951,232:1543—1545.        20 Ouang Te-Tchao.Experiences et remarques sur la photophorése.C.R.de l’Academie des Sciences,1952,234:1542—1544.        21 Ouang Te-Tchao et E.Monte1.Action des rayons β de 204Tl et de 90Srsur les films photographiquesor dinaires.C.R.de l’Academies des Sci-ences,1953,237:800—802.        22 Ouang Te-Tchao,E.Montel et P.Pannetier.Sur un electrometremonofilaire de grande sensibilité.Le Journal de Physique et le Radium,1953,14:627—629.        23 Ouang Te-Tchao.Sur la mesure de la vitesse des ultrasons dans les liq-uides par des indicaeurs radioactifs.Le Journal de Physique et le Radium,1954,15:697.        24 E.Hontelet Ouang Te-Tchao.Sur la mobilité des ions dans l’air.leJournal de Physique et le Radium,1954,15:586—587.        25 Ouang TeTchao.Technique du fil de Wollaston.Chapitre Ⅳ,Techniques du Laboratoire,C.N.R.S.1955.        26 Ouang TeTchao.Sur la mesure d’épaisseur des feuilles par l’absorptiondes rayons βemis par 60Co,90Sr et 106Ru.Le Journal de Physique etle Radium,1956,17:1019.        27 汪德昭.中国水声装备最佳频率。南海水声考察,1960,6:23—28.        28 Ouang TeTchao,Shang Er-chang(尚尔昌),Gao Tian-fu(高天赋).Sound fluctuation and internal waves in sha11ow water.10thI.C.A.Sydney.1980,H13.2;声学学报,1981,4:209—217.        29 汪德昭,尚尔昌合著.水声学(现代物理学丛书).北京:科学出版社,198L        30 汪德昭主编.英汉声学词汇.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31 Wang Te-Tchao(汪德昭),Shang Erchang(尚尔昌),Zhou Jixun(周纪浔),Li Bingchun(李秉春),Luo Ensheng(罗恩生),Zhang Yin(张寅).The spatial filtering of theacoustical normal mode in shallowwater.llthl.C.A.Paris,1983:351—354.        32 Bao Xiaoqi(鲍小琪),Xu Qichang(徐其昌),Wang Dezhao(汪德昭).Vibration and acoustic radiation of piezoelec trictransducers.ScientiaSinica(Series A),1983,26:1285—1294.        33 郑肇本,黄曾旸,汪德昭.用极点方法识别水下目标.物理学报,1984,33:546.        34 汪德昭,赵克勇,关定华.法汉水声学词典.海洋出版社,1986.        35 Bao Xiaoqi(鲍小琪),Xu Qichang(徐其昌),Wang Dezhao(汪德昭).An analysis of acoustical scattering from elastic obstacles by finite andboundary element combination approach.Acta Oceanologica Sinica,1987,6:620—629.        36 章力明,徐其昌,汪德昭.光纤偏振型声传感器.仪器仪表学报,1988,9:1—8.        人才培养        培训骨干,组建机构        汪德昭于1956年底回国后,开始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从事有关材料的研究。1958年初夏,汪德昭被派往苏联进行水声学考察,以便组建并开展中国国防水声学研究。当时,发展国防水声学,建立起中国的水下万里长城——反潜探测系统,对中国是极为重要、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考虑到这一点,汪德昭毅然接受任务,挑起重担。        从莫斯科考察归来,汪德昭调任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副所长兼七室主任,这个研究室就是国防水声研究室。这时,汪德昭并没有挑选水声学的前沿课题,去追求自己在学术上的新建树,而是甘当“工作母机”,去遴选和培养国防水声学研究的骨干力量。为了解决人员来源问题,经过周恩来总理批准,从重点高等院校抽调了100名还差半年或一年毕业的优秀在校大学生,提前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参加水声学研究工作,通过实践边干边学。汪德昭亲自为这些学生上课,组织人员编写和翻译教材,并带领年轻人一点一点地研制实验设备。经过汪德昭的悉心指导和热情培养,中国逐步形成了一支能够“攻坚”的国防水声科研队伍,有些研究工作活跃在国际同类领域的前沿;当年被人称为“青苗”的100人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员具有国际学术声誉。        经过几年的筹备和充实,1964年7月1日,以水声学为重点,包含声学各分支学科的综合性声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汪德昭担任所长。在此之前,在他的筹划下,已在中国先后建立起南海、东海和北海3个水声科学研究站。        “文化大革命”中,声学研究所曾经三次改变隶属关系。1967年划归国防科委领导,1969年划归海军司令部七院领导,1970年10月,声学研究所被拆散,水声部分划归国家海洋局,其余超声和电声部分划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1977年8月,汪德昭给邓小平写信,建议立即恢复声学研究所。邓小平采纳了他的建议,1979年1月,声学研究所恢复,汪德昭继续担任所长,直到1984年。        参与中苏联合水声学考察        根据中苏两国政府和科学院的协议,中苏两国的水声学专家于1960年1月至3月,在中国南海联合进行了水声学考察。汪德昭自始至终领导和参与了考察中的水声学实验。为了全面掌握考察进程,除了事先与苏方共同商订考察计划外,汪德昭还要求各研究组每天填写“科学考察活动日志”,主要内容是摘记每天执行的实验项目、内容、情况、参加人员等。通过日志的积累和统计,为这次考察活动提供了宝贵的记录。        汪德昭注意利用一切机会培养青年人。考察期间,他组织苏联方面专家给青年讲课,以后又组织大家把讲课内容加以整理,编写成一本讲义,供学习参考之用。        由于中苏关系破裂,1960年3月,参加考察的苏方科技人员按照其政府的要求毁约回国,并要把上万米的水声考察数据记录(电影胶片)带回苏联。在这突如其来的事件面前,汪德昭冷静沉着,处变不惊,经过研究请示,他派人先期回到北京将资料加以复制,而后把原片按协议交给了苏方。事后,他又组织青年科技人员参加考察花了半年时间,把这些资料整理完毕,编写成8本水声学的考察报告——中国第一批水声学研究报告。        根据联合考察的资料,汪德昭计算了中国主要的几种声纳的最佳频率,提供给海军设计使用。他还指出了中国南海海域若干特殊的水声情况,并提出对敌作战时,我方潜艇应采取的措施,供海军参考。        提出了中国水声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水声学是研究水中声波的产生、传播、接收和计量等问题及其应用的一门学科。水中声波的速度依传播介质的性质和状态(如温度、盐度、压力)的不同而不同。人们可以通过设置在水下的声波传感器——被动式声纳探测到潜艇航行时发出的声音,并辨别其所在的方向和距离,也可以用声纳探测鱼群或其他水下发声物体。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沿海国之一。北起鸭绿江口,南到北仑河口,海岸线长达18000多公里;同时,海况又比较特殊,无论是南海、黄海、东海还是渤海,沿岸水深一般不超过200米,大陆架一般宽达几十公里。针对中国海洋的实际情况,为了真正建立起反潜预警体系,汪德昭经过实地考察和深思熟虑,于1958年提出了中国国防水声研究的指导思想应当是“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即先开展近海、浅海的水声特征的研究,而后再研究远海、深海的水声特征。实践证明,汪德昭提出的这个指导思想是行之有效的。几十年来,在他的指导下,中国许多浅海声场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水声学基础研究硕果累累        汪德昭是一位实验物理学家,擅长动手做实验;同时又是一位非常重视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他深知,没有雄厚的基础研究做后盾,是不可能更好地为声纳现代化服务的。声波的传播受海洋条件的影响很大,不进行大量的水声物理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就不能很好地设计与使用水声设备。因此,在他的指导下,声学研究所在水声学基础研究中取得了很多创造性的成果。其中主要有:        (1)在简正波声场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严格证明了简正波-射线表达式之间的变换关系,并导出了简正波-射线混合公式,受到了国际水声学界的公认。这一理论不但为水声的系统设计提供了海洋声场直观的物理和信息图象,而且为系统最佳处理的方案设计和反演海洋中被测对象的信息特征提供了依据。        (2)在声场的时空实验方面,确定了声场时间和空间的相干范围,证实了浅海声场的横向相关性在一定范围内随传播距离增加而增加的结论。在国际上首次获得了130公里远程横向相关达600米的数据,为远场被动检测和测距的空间布阵接收设计提供了可靠的物理依据。        (3)在浅海声场中,海底的声学性质是一个关键性的影响因素。经对高声速海底的小掠角反射损失进行理论分析,得出了反射损失的频率关系,主要归因于粗糙表面的散射损失,为高声速海底小掠角反射特性的参数描写提供了理论基础。        (4)在海洋中,水温随深度增加而下降。但到一定深度以后,温度就不再随深度增加而降低。可是声速是随温度和静压力的增加而增加的。这样,在海洋深处就存在一种声道对声传播很有利的自然波导,声波可以在海洋深处传播得很远;而且在一定距离上,声波会聚焦在一起,会聚区的声强,要比在声速均匀的海水中声音按球面扩散的情况大百倍以上。这是有关深海声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1978年,时年73岁的汪德昭,率领大批科技人员亲自登舰,在南海进行了中国第一次深海水声实验,他的学生张仁和发展了一种新的广义相积分近似,提出了“反转点会聚区”的概念,解决了反转点会聚区声场计算问题。同时,这一实验与理论预言相符,证实了中国南海深海中存在着很强的反转点会聚区。        除此之外,他们还在浅海声场研究、低噪声信道、海洋内波对声场起伏的影响,以及远程混响模型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他们对南海、东海、北海等3个主要海区的水声传播规律也积累了大量海上实验数据,许多数据、规律被国内有关单位在设计和研制新型水声设备时采用;也为海军声纳的使用提供了依据。不少著名国际水声学家表示,中国的水声研究可能仅次于美国,比前苏联还强。美国高尔德(Gould)公司国际电子部的总裁曾公开表示,浅海声场方面最有发言权的是中国。        为声纳现代化服务        早在二次大战时期,汪德昭就随同郎之万一起,为法国的海军研制过大功率的声纳,提高了法国海军的反潜能力,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过贡献。回国以后,汪德昭一面指导青年人开展水声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一面继续组织力量,开展有关水声工程和设备方面的研究。70年代末,国际上声纳的信号处理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将迅速发展的参量信号模型等统计信号处理技术用于声纳信号处理,以提高声纳对复杂环境的适应能力。二是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微处理机用于声纳,使声纳信号处理设备向智能化、通用化和积木化方向发展。汪德昭及时抓住了这些特点,70年代末,他自费从法国带回了微处理机,并很快改变了声纳信号处理设备,使声学研究所以信号处理设备为核心的声纳新技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水声换能器及材料的研究        同时,他还狠抓了水声换能器及材料的研究。由汪德昭直接领导的换能器研究室,研制成了凹型弯张换能器,与国际上通行的凸型弯张换能器相比,具有很高的灵敏度、体积速度和抗静压强度,特别是凹型结构能利用多模式振动达到宽频带工作,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由于做了这些工作,声学研究所对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都做出了直接贡献。例如,在国防建设方面,他们研究的极性相关和数字与波束定向技术已被国内普遍采用。正是这些新技术,诞生了中国第一台近岸水下预警声纳,结束了敌方潜艇在中国近海海域招摇而过的局面。此外,20号鱼雷声制导系统、鱼雷靶场跟踪系统、505潜用综合声纳等,都在相应的岗位上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在经济建设方面,利用水声自适应技术,很快就研制出了一种十分灵敏而别致的报警设备。利用声纳技术研制出的761型波束渔探仪,不仅能搜索、跟踪鱼群,而且能在显示器上直观地指出鱼群的方位、距离和鱼群大小。沪渔387号渔轮在试用作业中,利用该渔探仪测到了2000米远处的大鱼群,结果一次网鱼212吨。QPY-1型浅地层剖面仪用于勘察水下地层结构,对港口建设、航道疏浚,以及铺设海底电缆等工程都能起到相当作用。中国太湖成因的勘察,就是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利用这种浅地层剖面仪完成的,从而使QPY-1蜚声海外。        汪德昭把自己半个多世纪从事科研工作的经验,归纳为“标新立异,脚踏实地;一丝不苟,自己动手”这样几句话。所谓标新立异,指的是研究工作一定要有创造性,不论是理论、实验、技术、方法还是工具,都应当有创造性。        汪德昭一生中发表的论著不算多,但他做的每一项实验,都比前人有所创新,因而每一篇论文都有自己的特点。前些年,他发现有的科技人员只追求论文的数量,做了一点儿工作,却可以写出3篇、4篇甚至5篇文章。他对此深为不安,马上发表了8点意见,指出科学家应对社会负责任,写学术论文应当强调创造性,而不能玩弄数学游戏,对一篇科学研究论文,加以改头换面、乔装打扮,变成好几篇论文,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        汪德昭在战略上强调创造性,但在实际工作中,却非常强调脚踏实地,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在审查研究生的论文时,不但要看选题、立论、实验、方法,就是对论文的遣词造句,乃至标点符号,都要认真推敲、修改。        汪德昭还特别重视实验技术,要求科研人员学会自己动手。1982年7月,在声学研究所研究生座谈会的发言中,他对研究生们讲的第一条意见,就是要求大家必须重视实验技术,培养自己动手的能力。对于这一点,汪德昭深有体会。1948年,他曾为法国原子能委员会设计研制了可以测量1000个电子的电荷的高灵敏度静电计,以及微量天平,得到国外著名科学家较高的评价。其中,高灵敏度静电计被命名为“居里-汪氏型”。1941年,I.居里(Curie)使用的一台德国造的静电计坏了,因战争无法再买新的,影响到研究工作,请汪德昭帮助修理。虽然汪德昭并没有修理过静电计,但经过细心琢磨,用1个月的时间,终于设法把直径仅1微米、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白金丝,焊在小小的铜柱上,使居里的研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自此,汪德昭修理仪器的声名大噪,不少科学家都来求他帮助修理当时战争状态下无法找到备用品的科研仪器。直到1991年8月,法国的研究与技术部长H.居里安(Curien)来华代表法国政府向汪德昭授勋时,在贺词中还提到了这件事,盛赞汪德昭具有一双巧手,并说:“汪是当时全法国能做这项工作的唯一的人”。        荣誉表彰 时间 荣誉表彰 1945年 法国科学院颁发的“虞格”(Hughes)奖金 1957年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81年 法国声学学会(前身是法语区声学家协会)最高荣誉奖章——银质奖章 1983年 巴黎市政府荣誉奖章 1991年8月30日 法国政府颁发的“荣誉军团军官”勋章        社会任职        汪德昭先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荣誉委员,中国声学学会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理事长,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海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副理事长;国防科工委水声学领导小组组长、顾问;国家科委海洋专业组成员;法国物理学会和法国声学学会的国外会员;英国《低频与振动》学报编委;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七届委员。        个人生活        汪德昭在家中排行第二。长兄汪德耀是生物细胞学家,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曾任厦门大学校长、教授。他对汪德昭早年树立爱国思想及赴法留学的影响颇大。三弟汪德熙是核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四弟汪德宣,早年学习生物学,后经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汪德昭此时远在巴黎,无法直接抗击日本侵略者,便不遗余力地支持法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他知道,这也是对抗战中的祖国和人民的支持。        1940年法国战败,德国法西斯占领了法国,抓走了汪德昭的老师、“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委员会主席郎之万,投入巴黎的桑德监狱,只是慑于舆论,未敢对郎之万下毒手。维希傀儡政府也宣布取消郎之万的法国科学院院士的资格。这时,汪德昭却偏偏把自己的论文寄给郎之万签署意见,而后在法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这份院报规定只发表有院士推荐的文章);他还邀请当时同在巴黎的钱三强也把论文寄给郎之万审阅,以扩大正义的声势。        郎之万入狱后,汪德昭时时惦记着郎之万,每逢节日,他总是想方设法给郎之万带去各种小礼物;有一年郎之万过生日,汪德昭还特意送去一尊中国的“老寿星”。郎之万1942年1月9日写信对汪德昭说:“……你所给予我的真诚友谊和珍贵物品,正在帮助我度过这漫长的流放生活,特别是你的友谊是我永远可以依靠的。……”        人物评价        汪德昭治学严谨,讲课生动,又擅长动手做实验,所以深受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戴。        汪德昭所从事的大气中大小离子平衡态的研究成果,被国际物理学界认为是“目前普遍接受的郎之万-汪德昭-布里加理论”。开拓中国国防水声学事业,制定了中国水声学的研究发展战略;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水声学研究人才;领导实施了水下预警体系,完成了多种国防和民用水声先进设备的研制,为中国海军建设和声纳现代化做出了贡献。汪德昭院士为中国国防水声学事业的开拓和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回国30多年来,汪德昭最突出的贡献是从无到有地开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水声事业,把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建设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研究所。他还根据中国海域的实际情况,制订了中国水声学“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的研究发展战略,培养了一大批水声学研究人才,其中有多人被外国专家称为“世界级专家”(World class expert)。        汪德昭是中国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对中国国防水声科学研究的贡献,将永远镌刻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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